《德光掠影》DIE GEGENWART DER VERGANGENHEIT-Deutsche Geschichte im Spielfilm

V怪客【V for Vendetta/ V wie Vendetta (Germany)】（2005）

導演： 

²         《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由美國知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執導，獲得1993年奧斯卡最佳影片、英國電影金像獎、日本電影金像獎等多項國大獎項的肯定。全片以黑白色調拍攝納粹德國佔領的波蘭所發生的感人故事。德國商人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Liam Neeson 飾）結交納粹軍官，藉此獲得大筆軍需品訂單，他從剛開始惟利是從、想盡辦法發戰爭財，到後來願意散盡家產，以雇用工人的名義拯救更多無辜猶太民眾免於被殺的命運。本片是奧地利作家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真人真事的暢銷小說改編而成，全片符合史實發生背景在波蘭拍攝，導演深厚的執導功力與片中演員Liam Neeson（飾演主人翁 Oskar）、Ben Kingsley（飾演Oskar 的猶太籍會計師）、Ralph Fiennes（飾演冷血納粹軍官）逼真的演技，都讓本片除了刺激緊張的劇情之外還有了更多矚目的焦點。

²     《何處是我家》（Nirgendwo in Afrika）獲得200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榮耀，由同樣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走出寂靜》（Jenseits der Stille）的導演Caroline Link拍攝。劇情描寫Redlich一家因為猶太身分在希特勒執政後（1938年）飽受威脅，為了躲避迫害只能舉家搬遷海外，面對一個全新陌生的環境，他們從排斥、適應以至於認同的故事。本片改編德國作家Stefanie Zweig於1999年出版的自傳，作者以自身幼年因為納粹政權全家遷徙非洲肯亞的經歷為題材。

第三部曲：說不完的故事．不只屠殺（納粹德國與二戰前後）

與談人：張守慧（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理事長，任教於文藻外語學院德國語文系）
黃建業（國家電影資料館前館長，任教於台北藝術藝術大學戲劇系）

納粹執政是一道德國電影史的分水嶺。

一直到了1945年戰爭結束，電影負責「宣傳國家意志」的工作才告終止。30年代以前的表現主義是電影思想的先驅，莫勞（F. W. Murnau）、佛立茲朗（Fritz lang）他們怪誕而抽象的拍片手法為世界各國電影工作者仿效、學習。1933年希特勒上台，電影成為納粹控制思想、發揚民族主義的宣傳機器，Leni Riefenstahl執導的《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自由之日》（Tag der Freiheit）等作品，都在片中以旗幟飄揚、軍隊整齊劃一的動作象徵德意志民族與國家的精神和榮耀，想藉由連續畫面鉅細靡遺地傳達新的國家精神到每個人民心中。戰敗投降的聯邦德國民生凋蔽，人們不堪回首往日記憶，使得精神文化產業突然陷入真空狀態，又戰後政治佈局與經濟財政的考量，美國與西德加強外交關係，同時美國文化也大量進入德國。60年代中期「德國新電影崛起」之前，長達20年只見到「婦產科醫生使病人懷孕的胡鬧劇，『西西』式耽於維也納甜餅和哈布士王朝昔日榮光的古裝劇集，展示巴伐利亞皮短褲和啤酒杯的民俗音樂劇。」

影展座談會【第二部曲：六零、七零年代恐怖主義】討論摘錄與感想

與談人：廖揆样（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陳儒修（電影學者，任教於政治大學廣電系）

影展【第二部曲】講座請到廖教授與陳教授參與座談，為在場觀眾分析德國六、七零年代恐怖主義興起發展與沒落的歷史，然後再從電影觀賞角度了解以此時期為背景的《死亡遊戲》（Todespiel）、《第三世代》（Die dritte Generation）、《德國姊妹》（Die bleierne Zeit）、《打開心門向藍天》（Die Stille nach dem Schuss），片中藉由恐怖份子與連串發生的暴力事件代表的時代意涵。

首先，歷史層面由廖教授為與會人士講解，陳教授則以電影學者觀點引導眾人對撥映的影片與片中象徵形象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榮耀、希望與和平是古希臘於西元前776年舉辦首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其中蘊含的重要普世價值，運動競賽拒絕任何的武器和政治干擾，打破國家藩籬，透過場上各國選手公平地比賽較勁，宣揚真正的人權信念與奮鬥不懈的運動家精神。

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開啟了這場國際級運動盛會的商機，資本主義的操縱讓龐大經濟利益成為各國政府競相爭取主辦權、訓練更優異的選手的動力。「更快、更高、更強（CITIUS、ALTIUS、FORTIUS）」的奧運宗旨雖然因為商業蓬勃發展被滿足了，禁藥風波、過度商業包裝、政治力量介入，卻是歷屆奧運揮之不去的陰影。

一看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我就聯想到1936年的柏林奧林匹克，傑出的女性導演Leni Riefenstahl為柏林奧運拍攝的影片成為日後紀錄片的典範，無論是畫面的處理或是影片節奏的安排，目前除了電影技術的較為進步以外，這部紀錄片不遜於花費大筆財力、物力、人力創造的大堆頭「成就」，同時我也體認到一件事，想以華麗、磅礡的歡騰氣氛美化獨裁、偏激、沒有人權的真相，是七十多年來沒有長進的失敗。

中國令人蒙羞的人權紀錄和自大傲慢的處理態度，自稱「大國崛起」、「文化崛起」還是「和平崛起」都很難說服眼睛雪亮的人，尤其維護社會安全的公安屢屢對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粗暴對待，還有容不下不同意見發聲、總仗著人多勢眾便動手動腳的中國人，這種粗野、動輒暴力相向的行為與納粹黑杉軍蓋世太保有何不同？大國風範與文化水準是這樣表現的嗎？

為了博得好名聲，中國強力宣示解決環境污染的政策，趕工興建符合奧運比賽水準的大型體育場館。的確，獨裁政權政令一下，全國上下無不敢配合，「為首都阻沙源、為京津保水源、為奧運保安全」大大小小的鋼鐵廠被迫停止、市區內48台鍋爐也被強制拆除，被壓迫的人民有苦難言。場館建築蓋得美輪美奐，令北京引以為傲的奧運體育館鳥巢、水立方是建築與藝術的重要一頁，而這都是來自自由民主講人權的國家才有的創意思想，至於高壓極權國家最喜愛華麗的人海戰術開幕式，卻淪落到尾大不掉的窘境。

德國文化產業隨著1933年納粹「第三帝國」出現和希特勒的掌權，響起沉淪的喪鐘。宣傳部長Joseph Goebbels很快地下達未來電影製作的指導方針，納粹時代的到來是德國電影發展的轉捩點。Goebbels接二連三地宣告「唯一可能的藝術是那些紮根於國社黨泥土中的」、「我們所要的，並不是把黨的政策改編成劇本…（而是）一個把生命裡英雄意識的靈性本能與藝術之永恆律法結合起來的隆重婚禮。」，透過希特勒與納粹政府縝密計算，電影成為「包裹糖衣的毒藥」，在「為德國而死」、「祖國的光榮」、「宣揚國家意志」的外表下，傳達帝國邪惡的意識形態。

此一時期的德國電影，在政府強烈控制之下產生了幾種樣板內容：1.美化死亡。歌誦為國家政府奉獻生命的行為，「慷慨赴死」是最崇高的精神；2.「超人意志」的突顯。刻意強調征服者與領導人的外在形象與魅力，使大眾甘心臣服，願意受其驅使；3.強調民族輝煌歷史與完美人格。意圖喚起人們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認同，凝聚團體力量並且效忠領袖。在這些主題以外，醜化反對黨、鎮壓異己或是惡意侮辱敵對陣營也是宣傳重心，法西斯主義藉由電影媒體的播映，扭曲大部分國家民眾的心智，同時也鞏固了冷血殘酷的政權。

經歷德國戰敗、主權轉移等一連串政局變化的動盪，6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德國新電影導演，開始從影片探討、詮釋德國的過去與人民內在情緒的改變。記得執導入圍2008年奧斯卡最佳外國影片《愛在波蘭戰火時》的導演安德烈．華依達曾表示：「解決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最佳治療行為，就是把歷史事實展現並誠實地陳述出來，傷口也因而才可以痊癒。」，德國導演持續地從自我反省、重新思考或更複雜的心態角度述說已經過去卻不能遺忘的回憶。迄今回溯歷史事件已經是德國電影題材的主流之一，那麼台灣歷史是不是也能這樣子真實陳述？想一想，1947年的「228」何時才能誠實地在世人面前呈現，不再是一段失落的記憶。

達達主義（Dadaism）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戰敗的影響誕生了藝術家對野蠻戰爭的反抗想法，他們認為戰爭的出現與中產階級僵化、呆板而且充斥社會各個角落的舊秩序相關，於是這種反抗、顛覆的思想轉變為力量，他們在藝術創作方面有了變化。在作品上他們刻意證明其藝術性，反對創作規律，內容的偶然、隨意、沒有邏輯、脫離現實的主張是達達主義的特點，然而作品雜亂無章、失去形式與本質的統一性，也是創作無法持久的原因，此種放棄美學結構原則的藝術流派，終究只能在大時代裡曇花一現。

達達主義的前身是盛行於20世紀初（1910-1925）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表現主義者在繪畫雕塑方面有著造型簡易、形狀不固定、扭曲、表面化的特徵，畫家善於運用強烈反差的色彩在描繪的對象上，尤其形體線條的模糊與光影晃動的特色受到印象派畫風影響甚大，之後表現主義漸漸擴散到其他領域。

表現主義風行的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興盛的時期，然而資本主義造成強烈的社會貧富不均，與自由平等的人道思想相背，於是人民有了反對既有秩序、創造更好的社會自由的念頭。「革命」的想法也在電影界發酵，導演Robert Wiene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F.W. Murnau的《吸血鬼》、《最後之人》、Fritz Lang的《馬布斯博士》、《大都會》都是這個時代的佳作。

影片裡人物外在形象的誇張、變形，相應故事的激情、暴力、混亂、毀滅，這種前所未見的風格與表演方式突顯出強大的電影張力，此外，影片中光影運用也是表現主義電影的特色，光影效果適切地帶出電影背景：周遭不友善的氣氛、人物的陰鬱性格及暴力衝突發生的可能，這種運用光影表現個性的手法，也被後來的驚悚片、警匪片等承襲使用。

表現主義式電影並且聯繫起60年代中期以後的「新德國電影」世代，知名導演海佐格（Werner Herzog）就從慕瑙（F.W. Murnau）的電影中，得到不少影片氣氛營造的啟發。

Wim Wenders文．溫德斯

F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雷納．韋納．法斯賓達

「假如海佐格（W. Herzog）是新的莫勞（F. W. Murnau），那麼法斯賓德（R. W. Fassbinder）就是新的佛立茲朗（Fritz lang）。」法斯賓德於1946年出生，幼時的不快樂讓他找到電影作為情感宣洩的出口，並且逐漸導引出他在電影方面的才能。22歲那年他完成了《愛比死更冷》（Liebe ist kälter als der Tod），此後五年陸續拍出14部低成本影片，包括《恐懼吞噬心靈》「Angst Essen Seele Auf」，這部電影敘述一名德國寡婦和移民自摩洛哥的工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刻劃社會角落的陰暗與失落。本片榮獲坎城與威尼斯兩個影展的評審奬。

1945年4月5日德國無條件投降，盟軍依照戰時作出的決議，劃分德國為四區，由美、蘇、英、法分區佔領，開啟未來「兩個德國」的局面。

聯邦德意志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R，簡稱西德）於1949年成立採行中央、地方分權的聯邦制度，實施民主開放的經濟政策，相較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簡稱東德）尋求國際社會的認可，西德政府在法理上絕不對德國統一輕言放棄，縱使美國為首的佔領軍力促各邦召開制憲會議制定憲法，仍舊堅持德國未統一之前不能制定憲法，只能以暫時性的基本法（Grundgesetzt）作為過渡時期的國家法典。

看到1961年柏林圍牆建立、1972年兩德基礎條約的簽訂、冷戰融冰與國際局勢走向和解，讓當時在位的柯爾總理（Helmut Kohl）於1989年11月9日訪問波蘭時才剛發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統一了」的言論，沒料到下一刻就聽到柏林圍牆倒了下來。

電影是一種視覺影像的表達，作為描述歷史的工具發展成為一項新的學門----「影像史學」（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講述過去的文化除了靜態展的文物陳列，就屬影像紀錄的動態傳達，歷史想以電影傳遞事件始末於外界是否能夠成功吸引世人目光，張教授給了三點原則作思考方向1.世界性題材，2.可層層疊疊深入探討，3.驚人的震撼力。簡單地講，一部成功的歷史主題電影能讓觀眾在外在得到視聽震撼，而拍攝議題又能在個人內在激起思考反省，像是美國環球公司於1993年出品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就是成功的例子，此片是由真人實事改編，背景設定在二戰期間，當時納粹慘無人道地進行猶太人撲殺的行動，身為德國商人的辛德勒為了隱匿保護被迫害的猶太人，他散盡所有財產，讓在工廠裡的所有猶太工人都能免於送往集中營的命運，他的義行讓超過一千兩百名猶太人得以逃過死亡威脅，他去世之後，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嘉許他為「國際義人」，表彰他抵抗納粹、拯救生命的正義與良知。

許多得到影展獎項肯定的劇情片《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帝國毀滅2大審判》(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戰地琴人》（The Pianist）、《錫鼓》（Die Blechtrommel)、《何處是我家》（Nowhere in Africa）、《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偽幣製造者》（The Counterfeiters）都是以歷史事件為主題且為華人世界熟知的電影，有的是真實歷史事件，有的帶有部分真實性，公眾隨著電影的拍攝角度了解片中事件的來龍去脈，藉以達到反思並進行社會教育。

《諾言》（Das Versprechen）是屬於帶有部分真實性的歷史劇情片，以冷戰下的一對德國戀人發生的故事，講述阻隔東西德的柏林圍牆不止實物化兩方冰凍三尺的國際勢力，更代表無數分離與悲哀發生在那道綿延百公里的高牆底下。

Konrad和Sophie是一對大時代悲劇的戀人，他們生活在同一個都市卻無法相守，經過漫長等待，三十年後圍牆終於倒塌，只是他們能在彼此都擁有不同的生活後，還能期待兩人都像當年一樣嗎？導演瑪格利特‧馮‧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以女性觀點描繪出德國歷史與社會個人的變化糾葛，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情況沒有人能夠置身其外。

哈夫納讓人明白，希特勒為何能夠上台。-------德國《法蘭克福通論報》FAZ

本書將來一定會被證明是一部永恆的良心經典，見證著一個邪惡正權與及艇瘋狂時代興起的深層原因。--------南方朔

本書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是一個眼見希特勒崛起，嗅出世局動盪、不見希望和結束的德國人，也是一個家教良好、血統存正的新生代法學家，他經歷了所有當時代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1923年的通貨膨脹、威瑪共和的政局亂象，乃至希特勒的上台與身邊同伴的沉淪，或許是幼年、少年、青年的深刻體驗，心思細膩的哈夫納敏銳預測出未來的災難已然在1933年成型。

他在1938年流亡英國，1939年完成此一回憶錄，書中娓娓道來德國人在恐怖政權上台前的矛盾和逐漸接受的不堪心境，從細微的改變看出整個國家態度的轉變：「…德國內部所進行的戰鬥，就發生在最私人化的領域之內。根據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便可以觀察出這種政治鬥爭的跡象，例如：他吃什麼喝什麼…。世界大戰未來各次戰役的勝負，即事先決定於這個角力場上。」多如牛毛的日常瑣事都是大戰的預告。

德國電影的耀眼時期早在1919年勞勃偉尼（Robert Wiene）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便讓世人認識到電影的藝術價值，而非單純視為一種通俗的娛樂品，片中乖誕不經的造型和布景，導演大膽描述精神病態人物的行為與最後令人頭皮發麻的結局，讓這部片子在電影藝術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之後F.W.莫勞（F.W. Murnau）改編自Bram Stoker的小說「怪物德拉庫新」（Dracula）的「吸血鬼」（Nosferatu）、「最後之人」（The Last Laugh），與名家佛立茲朗（Fritzz Lang）以未來21世紀為背景的預言影片「大都會」（Metropolis），都是一次戰後德國人面對戰敗的現實，目睹滿目瘡痍的環境，因為對殘破社會歷史的無力感產生的一種超越現實、追尋抽象層面的主觀內心，所掀起的是前所未見的視覺風暴，這就是「表現主義」在電影作品的成就，藉由光影的靈活運用呈現不言可喻的主題性，像是環境的惡劣、人物的個性，這種表達方式也在之後的驚悚片與警匪片處處可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