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怪客【V for Vendetta/ V wie Vendetta (Germany)】（2005）

導演： 
James McTeigue

演員：

Natalie Portman        飾演 Evey

Hugo Weaving          飾演 V
Stephen Rea             飾演 Inspector Finch  

片長：132分鐘

台灣上映時間：17 March 2006

影片感想：

不久的未來，在21世紀的英國將由強人Adam Sutler把持國家，藉由幾起恐怖事件與戰爭，Sutler成功地讓人民馴服於他的統治，在這樣專制殘酷的政府下生活的民眾喪失了自由人權。女主角Evey(Natalie Portman飾)起初馴服在政府長期以來的威嚇與統治，苟安懦弱的她卻意外地解救了闖進電視台的V（Hugo Weaving飾），但是Evey為了離開V的地下室還欺騙他以藉機逃跑，離開V的Evey為了躲避警察追捕而寄住同事家，一晚先後親眼目睹同事慘死、被關入牢房飽受凌虐，最後才真正了解V的意思並愛上從不摘下面具的他。女主角就像電影裡全人民內心形象的代表，一開始隱忍暴力政府欺壓，某天突然接受到自由人權卻對它產生畏懼，甚至拚命想回到苟且偷安的生活，唯有自身受到高壓統治的迫害，才開始知道自由人權的可貴與可愛。

警探的猜想、各地民眾的反彈，還有順勢倒下的骨牌構成了和諧的三重奏，而十一月五日（Guy Fawkes Night蓋伊‧福克斯之夜，是英國1605年火藥陰謀事件主謀Guy Fawkes被捕的紀念日，以夜燃篝火、放煙火慶祝）的閃耀夜空是國家人民重回民主與自由最美的慶祝。「V怪客是我爸、我媽…每一個人」女主角娓娓道出自由長存於每個人心中的真理，「自由不死」——V怪客對仇人的回答——不但是革命的口號，也是最可貴的真諦。

偽鈔風暴 Die Faelscher/ The Counterfeiters

類　　型：劇情

片　　長：1時38分

導　　演：盧佐維斯基(Stefan Ruzowitzky)

演　　員：卡爾馬克維斯(Karl Markovics)、奧古斯特迪赫(August Diehl)、大衛史崔梭德(Devid Striesow)

影片介紹：

真正聰明，會賺錢 真正天才，懂生存

大戰接近尾聲，德國嗅到戰敗端倪，成立史上最惡名昭彰的偽造總部打壓敵國，各地集中營挑選出來的一級戰俘紛紛被迫參與計畫：染布、繪圖、造紙、刻版、印刷…，齊聚一堂，每個人都是偽造菁英。他們有兩個選擇：如果和納粹合作，能住在夢寐以求的「黃金牢籠」，睡舒適的床並獲得安飽。如果不從，則集體屠殺。進退兩難的他們，將如何保住小命？

史上最大宗的集體偽造事件，首度搬上大銀幕。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利用集中營偽造超過八十億台幣的英鎊，以達到他們癱瘓世界經濟的目的。事件存還者將此經歷記載出書，而奧地利導演盧佐維斯基 (Stefan Ruzowitzky)則拍攝成電影《偽鈔風暴》，並一舉在2008年奧斯卡金像獎奪下最佳外語片大獎。國外權威媒體一面倒給予極高評價，盛讚它為「今年最重要的電影」、「力道強勁」、「透徹刻劃人性」，是今年唯一不能錯過的電影！

(資料來源:Yahoo奇摩電影)

²     《何處是我家》（Nirgendwo in Afrika）獲得200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榮耀，由同樣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走出寂靜》（Jenseits der Stille）的導演Caroline Link拍攝。劇情描寫Redlich一家因為猶太身分在希特勒執政後（1938年）飽受威脅，為了躲避迫害只能舉家搬遷海外，面對一個全新陌生的環境，他們從排斥、適應以至於認同的故事。本片改編德國作家Stefanie Zweig於1999年出版的自傳，作者以自身幼年因為納粹政權全家遷徙非洲肯亞的經歷為題材。

全片拍攝方式不同於大多數的二戰劇情片，而是採取「感同身受」的角度：影片裡主角一家只能從德國傳來的消息，得知猶太人在納粹政權下的悲慘遭遇；搬遷到英國殖民地的Redlich家庭也受到戰爭影響，異地的生活使得夫妻的認知出現嫌隙，而男主人先是被英軍俘虜，待風波平息後又從軍參戰，等到戰事結束、重新得到律師工作的男主角在他想回去德國時，卻發現妻子女兒已經融入了新的生活。在那個戰爭的時代，留在原地與離開家園都得面對內心的掙扎和獨自承受外人不解的辛苦，看完影片之後所有人都應該體認，戰火一但開啟，沒有任何人能夠置身事外，大家都得為它付出代價，我們都應該珍惜並維護得來不易的和平。

²         《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由導演Oliver Hirschbiegel執導，入圍2004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影片背景是二戰末期德軍潰敗，面臨蘇俄軍隊步步逼近柏林，希特勒與週遭的納粹軍官受到戰敗陰影的威脅情緒逐漸失控。影片開始是由一名曾經在希特勒身邊擔任秘書的婦人Traudl Junge娓娓道出年輕時的記憶與戰爭結束以來的體悟。

本片的主角希特勒一反史實與其他影片裡給人邪惡殘暴的形象，在影片裡他成了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時而暴怒，時而溫柔，他可以不眨眼地處決軍官，也可以放棄獨身主義與愛人共結連理。本片上映引發眾多討論，許多人批評這部片是美化希特勒、稀釋納粹的殘酷，想把德國也塑造成受害者。肯定此片的人認為影片裡殘破的街道、死亡的人民象徵一個不變的道理----開啟戰爭的人，最終也會是受害者。

待續...

與談人：張守慧（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理事長，任教於文藻外語學院德國語文系）
黃建業（國家電影資料館前館長，任教於台北藝術藝術大學戲劇系）

納粹執政是一道德國電影史的分水嶺。

一直到了1945年戰爭結束，電影負責「宣傳國家意志」的工作才告終止。30年代以前的表現主義是電影思想的先驅，莫勞（F. W. Murnau）、佛立茲朗（Fritz lang）他們怪誕而抽象的拍片手法為世界各國電影工作者仿效、學習。1933年希特勒上台，電影成為納粹控制思想、發揚民族主義的宣傳機器，Leni Riefenstahl執導的《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自由之日》（Tag der Freiheit）等作品，都在片中以旗幟飄揚、軍隊整齊劃一的動作象徵德意志民族與國家的精神和榮耀，想藉由連續畫面鉅細靡遺地傳達新的國家精神到每個人民心中。戰敗投降的聯邦德國民生凋蔽，人們不堪回首往日記憶，使得精神文化產業突然陷入真空狀態，又戰後政治佈局與經濟財政的考量，美國與西德加強外交關係，同時美國文化也大量進入德國。60年代中期「德國新電影崛起」之前，長達20年只見到「婦產科醫生使病人懷孕的胡鬧劇，『西西』式耽於維也納甜餅和哈布士王朝昔日榮光的古裝劇集，展示巴伐利亞皮短褲和啤酒杯的民俗音樂劇。」

60年代的德國新興導演面對的電影環境其實與早期影像工作者並無二異：財政補助難獲支持、本國觀眾興趣缺缺、題材受限於政府意識形態...等，唯一不同之處是他們有一份永遠有活力的批判精神，面對政治社會突如其來的改變，導演的批判也不缺席，以自我介入政治與社會文化，處理方式的細膩直指人物事件背後最原初的核心思想，無論是R.W. Fassbinder的「通俗劇」，或者Tom Tykwe描寫青少年現實生活的新世代電影「蘿拉快跑」（Run Rola Run），強烈省思的人文精神不只在60年代的導演身上出現，也內化成為之後從事電影工作的共同價值。

回溯歷史事件的內容佔有德國電影一席之地，著重「納粹德國與二戰前後」時期的探討是德國人回想過去、形塑記憶的重要選項，納粹電影的場面浩大與帝國鷹徽、卍字符號的推近，無不表達「要克服潛在的不和諧來源，要癒合在新秩序中刺眼的傷口」的企圖，粉飾國家形象、彰顯民族主義讓漸露敗跡的政權得以苟延殘喘。

捏造歷史、玷汙記憶的行為代表了對電影媒體的濫用和操弄，儘管如此仍然啟發了奧伯豪森（Oberhausen）導演們紀錄拍片的選擇，還有德國歷史和德國電影史的面對處理。

「德光掠影」影展在「第三部曲：納粹德國與二戰前後」選擇幾部以「猶太幽默」呈現嚴肅主題的影片。「猶太大屠殺（Holocaust、Shoah）如何呈現？可以呈現嗎？是否能以幽默呈現？」張守慧教授在座談會拋出了有關電影主題、拍攝風格以及前後者之間是否有既定的關聯存在的疑問提供眾人思考。文化可以從社會、宗教、歷史、語言的刻劃再現生命力，那麼猶太屠殺該建立在嚴肅寫實的冷酷氣氛，還是成為生動幽默的電影作品？反對者會認為「不可消遣史實、這些藝術的紀錄使用並不恰當」，1978年德國電視台撥映由美國NBC製作的影集《大屠殺》（Holocaust）以煽動感傷情緒的手法重現家庭和集中營的主題，引發盛況空前的討論，記憶的鎖因為一齣肥皂劇重新被打開，德國人必須再度面對不甚遠的歷史回憶，引進影集的劇作家Peter Maerthesheimer認為這是一部解放德國人民長期焦慮的心理劇，大家都該去感覺、去承受，視作自身的「原始創傷」。

紀錄法西斯主義與二戰經過的影片不只出現在德國，法國新浪潮大師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夜與霧》（Night and Fog，1956）也是這類主題的佳作。縱使如此，這類影片總不出描述猶太人的悲慘生活、敵人的殘酷冷血或是歌頌人性光輝，更多的小人物則似乎要等到喜劇電影的出現才真正活著，「許多導演拍攝喜劇，喜劇帶出困境的生命力，從影片看出猶太人精神的勝利」。

影片裡的猶太人生活在黑暗不見天日的集中營，天天飽受死亡的威脅，他們都不是美國影片裡的標準英雄，卻能以勇敢和機智幫助他人和自己找到活路的力量，在殘酷的處境他們憑藉幽默想像出美麗的田園。這些影片的劇情或許虛構，不過，幽默重現的歷史、傳承的記憶更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像是捷克電影《大街上的商店》（The Shop on Main Street，1965）、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還有本次影展撥映的《撒謊者雅各》（Jakob der Luegner）、《生命列車》（Zug des Lebens）都是有淚有歡笑的傑出作品。

對歷史題材採以另類、人性的拍攝方式也運用在其他電影，像是《帝國陷落》（der Untergang）片中賦予希特勒常人形象、《拜見希特勒》（Mein Fuehrer）戲謔地描述希特勒的邪惡是出自於他不為人知的心理創傷，另外Volker Schlondorf的《錫鼓》（Die Blechtrommel）藉由主人翁成長見聞，以詼諧口吻、深沉思考帶領觀眾一同審視德國的社會變化。

不同的觀點角度可以擴展觀眾更寬廣的視野，激發更多討論，台灣與德國電影業同樣遭遇來自好萊塢（Hollywood）的壓力，但是兩者相比，德國電影環境似乎完善得多，能包容說不同故事的人，讓創意保留一方天地。

參考資料

《如果有所謂日耳曼魂----表現主義電影、納粹電影以至德國新電影速寫》劉佳音著，摘錄自《電影欣賞No.23》，民75

《從家庭返回歷史----納粹、法西斯與德國新電影》Thomas Elsaesser著，林寶元譯，摘錄自《電影欣賞No.45》，民79

《記憶的使用與濫用：德國新電影與畢特堡論述（上）、（下）》Eric Rentschler作；李尚仁譯寫，摘錄自《電影欣賞No.45、No.46》，民79

與談人：廖揆样（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陳儒修（電影學者，任教於政治大學廣電系）

影展【第二部曲】講座請到廖教授與陳教授參與座談，為在場觀眾分析德國六、七零年代恐怖主義興起發展與沒落的歷史，然後再從電影觀賞角度了解以此時期為背景的《死亡遊戲》（Todespiel）、《第三世代》（Die dritte Generation）、《德國姊妹》（Die bleierne Zeit）、《打開心門向藍天》（Die Stille nach dem Schuss），片中藉由恐怖份子與連串發生的暴力事件代表的時代意涵。

首先，歷史層面由廖教授為與會人士講解，陳教授則以電影學者觀點引導眾人對撥映的影片與片中象徵形象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德國恐怖主義與德國學生運動的關係十分密切，學生在60年代後期反抗大聯合政府、反對擴大政府權力所制定的緊急狀態法、抗議立場傾美的政府派兵參加越戰，還有不顧言論自由查抄《Der Spiegel》，於是興起了大規模的抗爭，加上出生在二次戰後的青少年接受歐美自由民主思想，與父執輩看待政治的態度大不相同，他們渴望參與政治意見的發表，但那時候的西德是一個長期由基民盟與自由民主黨（CDU/CSU-FDP）聯合執政的僵化政府，年輕學生急欲找尋新的出口宣洩主張；當時國際正值美蘇冷戰、東西德對立，雙方意識形態的差距成為左派青年對抗的理由；又兩國互不隸屬，逃亡者不需擔心引渡的問題。眼見主要政黨提出的政策乏善可陳、了無新意，傾美的Adenauer政府又出兵加入越戰、支持伊朗腐敗的巴勒維政府，這些行為在在促使年輕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政府。西元1967年2月，爆發警察槍殺示威學生，事件處理結果不公更激化學生不滿①。隔年，西德各地發生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原本還算平和的學生運動轉變成政黨參與、發起新社會運動（z.B. 婦女運動），或是從事地方性的公民創議，更甚者則選擇成為恐怖份子，進行反社會的暴力行動。

1977年秋天，德國恐怖組織「赤軍團」（Rote Armee Fraktion ,簡稱RAF）的活動達到最高潮，接連謀殺眾多政經界的重要人物，還綁架、殺害雇主聯合會主席施賴爾，這段令人心有餘悸的歷史被稱為「德意志之秋」。西德政府為此升高國家安全層級、限制人民權力

赤軍團成立於1970年，力量的走強與衰弱隨著國內外局勢發展而有變化。心態上，他們不滿左派政黨向中間靠攏，提出的政策呼應保守右派。組織成立之初，則因為有共產國家支持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庇護，激進的行為與言論讓德國人民度過了相當漫長的緊張歲月，直到兩德隨著蘇聯瓦解與國際情勢和緩步入統一，以及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路線有了轉變，失去支持與藏匿之處的赤軍團聲勢逐漸下滑；國內新右派主張漸興，也使得左派在90年代逐漸式微，1998年赤軍團宣布解散②，長達28年的動盪終於有了止息。

將赤軍團代表的德國恐怖主義與今日的恐怖份子比較，德國恐怖組織與外國的關聯只是為了逃脫西德緝捕所選擇的藏身之處。現在的恐怖組織成員則與外國有合作關係，他們以激進思想吸引培養在地人，隨時以國外資源作為支持行動運作的力量，所以組織緊密、力量堅實。

暫時撇開歷史，陳教授認為從這幾部影片看見德國人反省的能力。先是法斯賓德（F.W. Fassbinder）的《第三世代》，法斯賓德將學生恐怖運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是1968學運產生的第一世代，或許是大環境的影響，同時期的法國與中國都發生學生大規模抗議，他們心中懷抱馬克思主義，不平資本社會不公義的現狀，但是說穿了他們還是一群戰後「可口可樂與馬克思主義的小孩」，可取的是他們堅定的意識形態。第二個世代就屬武裝抗爭的赤軍團學生，此時他們仍有追求的主張。第三世代則是他片中所嘲諷的這批沒有目標只想破壞的恐怖份子，導演以通俗劇情帶出這群恐怖份子空洞的想法與烏合之眾的結合，也有意直指造成恐怖主義蔓延的禍首是資產雇主，「資本主義為了利己營私、鞏固其霸權系統，而帶來了今天的恐怖主義」（《電影眼系列5--法斯賓達論電影 Die Anarchie der Phantasie / Filme befreien den Kopf, P.85》）。導演刻意以電視、收音機、汽車喇叭等等嘈雜的聲音當作背景配樂，傳達一種更勝人類思慮的「噪音的恐怖主義」（acoustic terrorism）：聲音與資訊的無形充斥與疲勞轟炸，對人類而言才是無力抵擋的恐怖行動。

雪朗多夫（Volker Schlondorff）的《打開心門向藍天》描述一個西德恐怖份子因為警察追捕而逃入東德，因為與當地意識形態的符合，以及東德不遣返西德罪犯，主角漸漸熟悉新的落腳之地，直到兩德統一、新國家要建立正義秩序，原來已經穩定的生活又將面臨被國家追緝起訴，本片想要告訴我們的是：法律秩序沒有邊界，犯罪者終要面對懲罰。

《德國姊妹》（Die bleierne Zeit）由瑪格麗特.馮.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執導，影片內外反映出一種改變的氣息。德國新電影運動從60年代後期開展，這不僅是新興導演對於二戰結束以來影視工業的不滿，還代表了歷史與社會向上發展的新意義。其次是電影藉由一對個性不同、看法不同的姊妹演繹社會的發展，女性角色成為社會與國家的聯結或成為了反抗的象徵。

60年代後期各國發生學潮，法國、德國乃至中國都掀起了學生示威表達對政府不滿的行動，這般主動且激烈的大規模抗爭對台灣而言似乎是從政黨輪替以來的8年才真正在台灣社會出現，就在全世界都因為街頭四射的木棒、石塊、汽油彈而不安的時候，台灣因為國民政府的戒嚴與言論思想控制，頭髮長短與喇叭褲成了大學生唯一會觸犯「滔天大罪」，一種無知的快樂建立在偶爾接觸的國外搖滾樂與民歌樂聲。專制政府控制的平和時期沒有恐怖主義發展溫床，似乎也順時造就了日後台灣經濟起飛。

德國影片因為多以藝術片的形式在台灣上映，縱然也有製作商業喜劇片，背景音樂大都不如美國商業片的豐富有趣，題材也多反映社會歷史現象，使得氣氛略微沉悶。即便如此，德國人的反省能力與藝術內涵在屢次得獎的紀錄裡，實可見其不凡的成就。

①整起事件起因於伊朗國王巴勒維（Reza Pahlewi）訪問德國，學生不滿上街抗議，一名叫做翁內索科（Beno Ohnesorg）學生被警察庫拉斯（Karl-Heinz Kurras）從背後槍擊頭部而死，警察雖然強調是出於緊急防衛，但是背後開槍的死因卻讓人不能相信這樣的理由，最後殺人的警察被法院無罪開釋，這不但加深學生不滿的情緒，也激起日後更大的衝突事件。

②1998年八月二十日，位於科隆的路透社寫了八頁赤軍旅自行解散的公開報導：『二十八年前, 也就是1970年五月十四日，赤軍旅在解放行動中組成，今天，我們終止這項計畫；赤軍旅形式上的城市游擊隊也只是歷史。』這解釋以紀念一連串的死亡事件為結束；因赤軍旅所犧牲34人未被提到，並在結尾引用了羅莎·盧森堡的一段話：『革命說：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引用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開啟了這場國際級運動盛會的商機，資本主義的操縱讓龐大經濟利益成為各國政府競相爭取主辦權、訓練更優異的選手的動力。「更快、更高、更強（CITIUS、ALTIUS、FORTIUS）」的奧運宗旨雖然因為商業蓬勃發展被滿足了，禁藥風波、過度商業包裝、政治力量介入，卻是歷屆奧運揮之不去的陰影。

一看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我就聯想到1936年的柏林奧林匹克，傑出的女性導演Leni Riefenstahl為柏林奧運拍攝的影片成為日後紀錄片的典範，無論是畫面的處理或是影片節奏的安排，目前除了電影技術的較為進步以外，這部紀錄片不遜於花費大筆財力、物力、人力創造的大堆頭「成就」，同時我也體認到一件事，想以華麗、磅礡的歡騰氣氛美化獨裁、偏激、沒有人權的真相，是七十多年來沒有長進的失敗。

中國令人蒙羞的人權紀錄和自大傲慢的處理態度，自稱「大國崛起」、「文化崛起」還是「和平崛起」都很難說服眼睛雪亮的人，尤其維護社會安全的公安屢屢對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粗暴對待，還有容不下不同意見發聲、總仗著人多勢眾便動手動腳的中國人，這種粗野、動輒暴力相向的行為與納粹黑杉軍蓋世太保有何不同？大國風範與文化水準是這樣表現的嗎？

為了博得好名聲，中國強力宣示解決環境污染的政策，趕工興建符合奧運比賽水準的大型體育場館。的確，獨裁政權政令一下，全國上下無不敢配合，「為首都阻沙源、為京津保水源、為奧運保安全」大大小小的鋼鐵廠被迫停止、市區內48台鍋爐也被強制拆除，被壓迫的人民有苦難言。場館建築蓋得美輪美奐，令北京引以為傲的奧運體育館鳥巢、水立方是建築與藝術的重要一頁，而這都是來自自由民主講人權的國家才有的創意思想，至於高壓極權國家最喜愛華麗的人海戰術開幕式，卻淪落到尾大不掉的窘境。

因應台灣、西藏、新疆的獨立行動，中國政府還在用欲蓋彌彰的手段處置，沒想到愈來愈多人看破手腳，更多人起身呼籲中國政府重視人權議題，但是光榮崇高的奧運自從被商業攝影保留下來以後，奧運與商業行為已經有著脣齒相依的關係，人權的普世價值似乎在大國利益及政權鞏固的考量之外，崇高的精神意念也蕩然無存。

楊蕙如、李昆霖被迫遣返台灣、不得入境北京，並非唯一的案例，長期關注達佛問題的美國選手Joey Cheek也在動身前往中國前的數小時被取消簽證，楊蕙如、李昆霖、Joey Cheek全是愛好民主和平的人，卻都被中國蠻橫地予以拒絕，這些事件首先突顯中國面對異議人士的不知所措，只能懦弱地塑造一個不聽、不看、不說的溫室環境，阻擋外在力量壓壞不堪折損的美麗花朵。其次是金錢與權勢的同流合污，有權有勢的人一昧退縮、容忍、沒有聲援譴責暴行，記得《帝國毀滅Ⅱ—大審判》（Sophie Scholl：The Final Days）的女主角蘇菲在納粹法庭無所畏懼地向所有參加的人說：「我們所寫的文字和所講的話也正是你們自己心中的想法，只不過你們沒有勇氣把它表達出來罷了！」挺身對抗暴力邪惡的正義與良心，在戰爭過後數十年的今天看來還是僅存在力量最渺小的人身上。

連結:
Leni Riefenstahl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1936 Olympics  Olympia Turner  Olympia Diving Sequence

此一時期的德國電影，在政府強烈控制之下產生了幾種樣板內容：1.美化死亡。歌誦為國家政府奉獻生命的行為，「慷慨赴死」是最崇高的精神；2.「超人意志」的突顯。刻意強調征服者與領導人的外在形象與魅力，使大眾甘心臣服，願意受其驅使；3.強調民族輝煌歷史與完美人格。意圖喚起人們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認同，凝聚團體力量並且效忠領袖。在這些主題以外，醜化反對黨、鎮壓異己或是惡意侮辱敵對陣營也是宣傳重心，法西斯主義藉由電影媒體的播映，扭曲大部分國家民眾的心智，同時也鞏固了冷血殘酷的政權。

經歷德國戰敗、主權轉移等一連串政局變化的動盪，6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德國新電影導演，開始從影片探討、詮釋德國的過去與人民內在情緒的改變。記得執導入圍2008年奧斯卡最佳外國影片《愛在波蘭戰火時》的導演安德烈．華依達曾表示：「解決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最佳治療行為，就是把歷史事實展現並誠實地陳述出來，傷口也因而才可以痊癒。」，德國導演持續地從自我反省、重新思考或更複雜的心態角度述說已經過去卻不能遺忘的回憶。迄今回溯歷史事件已經是德國電影題材的主流之一，那麼台灣歷史是不是也能這樣子真實陳述？想一想，1947年的「228」何時才能誠實地在世人面前呈現，不再是一段失落的記憶。

引申閱讀

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導演Leni Riefenstahl   (網址引自維基百科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riumph des Willens 意志的勝利

Tag der Freiheit 自由之日    (網址引自土豆網 Tudou.com)

參考資料

達達主義的前身是盛行於20世紀初（1910-1925）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表現主義者在繪畫雕塑方面有著造型簡易、形狀不固定、扭曲、表面化的特徵，畫家善於運用強烈反差的色彩在描繪的對象上，尤其形體線條的模糊與光影晃動的特色受到印象派畫風影響甚大，之後表現主義漸漸擴散到其他領域。

表現主義風行的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興盛的時期，然而資本主義造成強烈的社會貧富不均，與自由平等的人道思想相背，於是人民有了反對既有秩序、創造更好的社會自由的念頭。「革命」的想法也在電影界發酵，導演Robert Wiene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F.W. Murnau的《吸血鬼》、《最後之人》、Fritz Lang的《馬布斯博士》、《大都會》都是這個時代的佳作。

影片裡人物外在形象的誇張、變形，相應故事的激情、暴力、混亂、毀滅，這種前所未見的風格與表演方式突顯出強大的電影張力，此外，影片中光影運用也是表現主義電影的特色，光影效果適切地帶出電影背景：周遭不友善的氣氛、人物的陰鬱性格及暴力衝突發生的可能，這種運用光影表現個性的手法，也被後來的驚悚片、警匪片等承襲使用。

表現主義式電影並且聯繫起60年代中期以後的「新德國電影」世代，知名導演海佐格（Werner Herzog）就從慕瑙（F.W. Murnau）的電影中，得到不少影片氣氛營造的啟發。

希特勒上台，電影被迫成為納粹宣傳工具，許多電影人才紛紛避走他國，德國電影也因為他們的離開而逐漸沒落，但是卻促使其他地方的電影工業興起，像是Robert Siodmark、Billy Wilder、Fritz Lang等人的作品，順勢成為日後美國好萊塢電影黑色系列的主流。

參考資料

《如果有所謂日耳曼魂----表現主義電影、納粹電影以至德國新電影速寫》劉佳音著，摘錄自《電影欣賞No.23》，民75

《速寫德國電影100年》鍾錦隆 譯，摘錄自《電影欣賞No.78》，民84

《德國文化史》 杜美 著，台北市；揚智文化，民82

「假如海佐格（W. Herzog）是新的莫勞（F. W. Murnau），那麼法斯賓德（R. W. Fassbinder）就是新的佛立茲朗（Fritz lang）。」法斯賓德於1946年出生，幼時的不快樂讓他找到電影作為情感宣洩的出口，並且逐漸導引出他在電影方面的才能。22歲那年他完成了《愛比死更冷》（Liebe ist kälter als der Tod），此後五年陸續拍出14部低成本影片，包括《恐懼吞噬心靈》「Angst Essen Seele Auf」，這部電影敘述一名德國寡婦和移民自摩洛哥的工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刻劃社會角落的陰暗與失落。本片榮獲坎城與威尼斯兩個影展的評審奬。

法斯賓德擅長在情感充斥的氛圍中，以一貫疏離、孤獨且荒謬的人生際遇作為對社會諷刺與批判，內容不只貼近現實，他更要拍出能讓人持續思考並且開始思考的電影，觀眾在欣賞的同時，也能掌有機會和自由，使之化為自己的影片。

他對本質現象的深研探索是典型的德國人性格，把一切挖開的導演風格讓看過他作品的人常感覺到可怕和掙扎的窒息感。法斯賓德曾說：「愛比死更冷，而電影比生命更熱。」，他赤裸裸地揭露人性的真相，表現的態度就像他本人強烈的情感和前衛的人格，以及對中產勢力的批評，作品和人都渾然一體，構成法斯賓德的個人神話。

法斯賓德因為吸毒過量，正逢壯年便已去世，他所留下的大量作品和內容風貌，讓後人不只注意到他原創力十足的才能，更會沉迷在一部接著一部由法斯賓德持續經營的狂言之中。

Liebe ist kälter als der Tod愛比死更冷（1969）

Katzelmacher (1969)

Der Amerikanische Soldat美國士兵（1971）

Warnung vor einer heiligen Nutte 提防一個神聖的妓女（1971）

Händler der vier Jahreszeiten商人四季（1972）

Die Bitteren Tränen der Petra von Kant痛苦的淚水，佩特拉馮康德（1972）

Angst essen Seele auf 恐懼吞噬心靈（1974）

Martha 瑪莎（1974）       TV film. Based on the story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by Cornell Woolrich.

Effi Briest  效率（1974）

Faustrecht der Freiheit 福克斯和他的朋友們（1975）

Chinesisches Roulette 中國輪盤（1976）

Deutschland im Herbst 德國之秋（1978） Fassbinder directed 26-minute episode for this omnibus film.

In einem Jahr mit 13 Monden一年裏的13個月亮（1978）

Die Dritte Generation 第三世代 （1979）

Die Ehe der Maria Braun瑪麗婭.布勞恩的婚姻（1979）

Berlin Alexanderplatz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1980）

Lili Marleen 莉莉瑪蓮（1981）

Lola蘿拉（1981）

Querelle 水手奎賴爾（1982）

Werner Herzog華納．海佐格

  

Herzog與Fassbinder、Wenders、Schloendorf同為70年代德國電影新興導演，他的作品展現的是德國傳統的哲學意念，將德國哲學思想藝術化而在傳統思維上集其大成，在影片中常可見到探討人類在缺陷的世界裡的悲劇和無奈。Herzo不同於Fassbinder刻劃像通俗劇一樣在日常生活之中透露的悲觀氣氛、人際關係的疏離，Herzog往往將背景擺在另一個世界，藉此試圖喚起人們在殘破世界裡省思。

Filmography

1. Signs of Life (1968) 生命的記號
2. Precautions Against Fanatics (1969)
3. Even Dwarfs Started Small (1970) 侏儒也要從小長大
4. Land of Silence and Darkness (1971)
5. Fata Morgana (1971)
6. Aguirre, the Wrath of God (1972) 天譴
7. The Great Ecstasy of Woodcarver Steiner (1974)
8. The Enigma of Kaspar Hauser (1974)加斯柏荷西之謎
9. How much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huck (1976)
10. No One Will Play With Me (1976)
11. Heart of Glass (1976) 玻璃晶靈
12. La Soufrière (1977)
13. Stroszek (1977) 史楚錫美國落難記
14. Nosferatu ,the Vampyre (1979) 吸血鬼
15. Woyzeck (1979)
16. Fitzcarraldo (1982)
17. Where the Green Ants Dream (1984)
18. Cobra Verde (1987)
19. Echoes From a Somber Empire (1990)
20. Scream of Stone (1991)
21. Lessons of Darkness (1992)
22. Bells from the Deep (1993)
23. Little Dieter Needs to Fly (1997)
24. My Best Fiend (1999)
25. Wings of Hope (2000)
26. Pilgrimage (2001)
27. Invincible (2001)
28. Ten Minutes Older: The Trumpet - (Ten Thousand Years Older) (2002)
29. Wheel of Time (2003)
30. The White Diamond (2004)
31. The Wild Blue Yonder (2005)
32. Grizzly Man (2005)
33. Rescue Dawn (2007)
34. 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2007)
35. The Enigma of Loch Ness (TBA)
36. Bad Lieutenant (2009)
37. The Piano Tuner (2010)

Oliver Hirschbiegel
    


Filmography

Das Experiment (2001)
Mein letzter Film (2002)
Der Untergang/Downfall (2004)帝國陷落、帝國毀滅
"Ein Ganz Gewohnlicher Jude/Just an Ordinary Jew"(2005)
The Invasion (2007)恐怖拜訪
Five Minutes of Heaven (2008)

聯邦德意志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R，簡稱西德）於1949年成立採行中央、地方分權的聯邦制度，實施民主開放的經濟政策，相較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簡稱東德）尋求國際社會的認可，西德政府在法理上絕不對德國統一輕言放棄，縱使美國為首的佔領軍力促各邦召開制憲會議制定憲法，仍舊堅持德國未統一之前不能制定憲法，只能以暫時性的基本法（Grundgesetzt）作為過渡時期的國家法典。

看到1961年柏林圍牆建立、1972年兩德基礎條約的簽訂、冷戰融冰與國際局勢走向和解，讓當時在位的柯爾總理（Helmut Kohl）於1989年11月9日訪問波蘭時才剛發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統一了」的言論，沒料到下一刻就聽到柏林圍牆倒了下來。

事實上東西德邁向“統一Einigkeit”（或是謝教授所言東德“併入Beitritt”西德）的結果，可以觀察東德一直就有的困境。一是經濟不良，謝教授認為東德施行國家極權的社會主義造成民生困窘，電影《柏林圍牆》（Die Mauer）詳實描述東德人生活情景，其中一幕是孩子不得已偷工廠銅條，心中惴惴不安只因為他偷的還是國家的財產。第二個困境是政治上的不自由，1953年東柏林人民起義失敗，著名的德國劇作家Bertolt Brecht寫了一首題為《解答》（Die Loesung）的詩：

Nach dem Aufstand des 17. Juni

Ließ der Sekretär des Schriftstellerverbands

In der Stalinallee Flugblätter verteilen

Auf denen zu lesen war, daß das Volk

Das Vertrauen der Regierung verscherzt habe

Und es nur durch verdoppelte Arbeit

zurückerobern könne. Wäre es da

Nicht doch einfacher, die Regierung

Löste das Volk auf und

Wählte ein anderes?

6月17日起義之後，

作者協會的祕書長，

在史達林大道散發傳單，

宣稱人民對政府已喪失了信心，

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贏回信心。

在此情況下，不是更容易將政府解散，

好讓人民選出另一個政府嗎？

雖然詩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批評不遺餘力，在本首詩中卻深切表達對政府的不滿與主張人民的重要性。

所有對人權自由的要求和抗爭都在東德政府強力鎮壓一時平息，然而人民的怒火卻未成灰燼，反成為1989年最後一波浪潮的導火線。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統一、法治、自由」（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作為德國民眾期許的目標與希望，並且印在慶祝德國統一所發行的紀念郵票背面。兩德和平結束近半世紀的分裂局面，一時間帶給雙方人民許多想像：東德人民希望擺脫困境、擁抱西德馬克；西德則將扶持同胞、完成基本法的前言視為崇高目標。柏林圍牆的倒塌是否真為兩德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德國總統魏塞克曾在統一之初昭示德人：「『分裂』（Teilung）只有用『分配』（Teilen）來消弭」（FAZ, Oct. 2, 1991）1991年的調查統計，德國赤字在兩德統一後大幅增加，國民平均所得衰退，惡性通膨與失業問題不但使得柯爾總理在統一大業完成之後聲望滑落至三成，還是激發德國人仇外心態與右翼保守組織出現的原因。

「“Die Mauer”對於政治社會及個人的影響，或許得三十年後才能告一段落。」最近（二十七日）由德通社發布的一則來自柏林的消息剛好呼應教授的看法，根據柏林自由大學進行的調查，西柏林有一成一、東柏林有一成二比例的受訪者，認為寧可柏林圍牆存。在前東德人認為西德自恃一切，以「殖民方式」征服東德；德西居民則是最常批評東德人不獨立自主、耽溺自憐，迄今仍常以帶有貶抑之意的Wessi（西部佬）、Ossi（東部佬）互稱對方。

德國統一與東歐鐵幕一面一面傾覆，民主浪潮次第打向高壓極權政體，迫使封閉的共產政權必須面對人民要求開放及下台的聲浪。相比最後東歐共產國家的垮台，亞洲因為缺乏真正的民主典範，沒有一個民主前鋒可以作為極權政府的對照與人民衷心嚮往的模範，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天安門的血腥屠殺之後，權力地位更加不可動搖，繼蘇聯瓦解，中國代之成為共產世界的新領導，民主共和的希望被高壓統治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壓制，十分慶幸自己能生活在迥異於中國的台灣，得以在具備法治且高度自由的社會行使天賦人權，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教我們認識：唯有勇於向極權挑戰才能得到完整的自由。

電影是一種視覺影像的表達，作為描述歷史的工具發展成為一項新的學門----「影像史學」（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講述過去的文化除了靜態展的文物陳列，就屬影像紀錄的動態傳達，歷史想以電影傳遞事件始末於外界是否能夠成功吸引世人目光，張教授給了三點原則作思考方向1.世界性題材，2.可層層疊疊深入探討，3.驚人的震撼力。簡單地講，一部成功的歷史主題電影能讓觀眾在外在得到視聽震撼，而拍攝議題又能在個人內在激起思考反省，像是美國環球公司於1993年出品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就是成功的例子，此片是由真人實事改編，背景設定在二戰期間，當時納粹慘無人道地進行猶太人撲殺的行動，身為德國商人的辛德勒為了隱匿保護被迫害的猶太人，他散盡所有財產，讓在工廠裡的所有猶太工人都能免於送往集中營的命運，他的義行讓超過一千兩百名猶太人得以逃過死亡威脅，他去世之後，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嘉許他為「國際義人」，表彰他抵抗納粹、拯救生命的正義與良知。

許多得到影展獎項肯定的劇情片《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帝國毀滅2大審判》(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戰地琴人》（The Pianist）、《錫鼓》（Die Blechtrommel)、《何處是我家》（Nowhere in Africa）、《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偽幣製造者》（The Counterfeiters）都是以歷史事件為主題且為華人世界熟知的電影，有的是真實歷史事件，有的帶有部分真實性，公眾隨著電影的拍攝角度了解片中事件的來龍去脈，藉以達到反思並進行社會教育。

《諾言》（Das Versprechen）是屬於帶有部分真實性的歷史劇情片，以冷戰下的一對德國戀人發生的故事，講述阻隔東西德的柏林圍牆不止實物化兩方冰凍三尺的國際勢力，更代表無數分離與悲哀發生在那道綿延百公里的高牆底下。

Konrad和Sophie是一對大時代悲劇的戀人，他們生活在同一個都市卻無法相守，經過漫長等待，三十年後圍牆終於倒塌，只是他們能在彼此都擁有不同的生活後，還能期待兩人都像當年一樣嗎？導演瑪格利特‧馮‧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以女性觀點描繪出德國歷史與社會個人的變化糾葛，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情況沒有人能夠置身其外。

諾言乎?失言乎?

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9日由前西德總理柯爾與外長根舍宣告下正式結束了它冷血矗立長達三十年的工作。迄今人們雖已不意外兩德走向統一的結果，但是它的速度為什麼會這麼的快？是東德政府口快失言「立刻」（sofort）的結果，還是兩德人民共同的期望驅使？美麗的諾言構成了一部動人的電影，現實的失言成就了一個統一的國家。

導演瑪格麗特.馮.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 AD1942~）在本次影展撥放的作品有：

諾言Das Versprechen、德國姊妹 Die bleierne Zeit

本書將來一定會被證明是一部永恆的良心經典，見證著一個邪惡正權與及艇瘋狂時代興起的深層原因。--------南方朔

本書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是一個眼見希特勒崛起，嗅出世局動盪、不見希望和結束的德國人，也是一個家教良好、血統存正的新生代法學家，他經歷了所有當時代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1923年的通貨膨脹、威瑪共和的政局亂象，乃至希特勒的上台與身邊同伴的沉淪，或許是幼年、少年、青年的深刻體驗，心思細膩的哈夫納敏銳預測出未來的災難已然在1933年成型。

他在1938年流亡英國，1939年完成此一回憶錄，書中娓娓道來德國人在恐怖政權上台前的矛盾和逐漸接受的不堪心境，從細微的改變看出整個國家態度的轉變：「…德國內部所進行的戰鬥，就發生在最私人化的領域之內。根據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便可以觀察出這種政治鬥爭的跡象，例如：他吃什麼喝什麼…。世界大戰未來各次戰役的勝負，即事先決定於這個角力場上。」多如牛毛的日常瑣事都是大戰的預告。

作者的善良與正義是他能成就本書並使後人得知真實狀況的原因，以德國人的身分寫成此書（作者到英國之後改用賽巴斯提安‧哈夫納之名寫作，避免連累德國親人），讓人對「當時德國人究竟怎麼了？」、「當初怎麼會演變呈那種局面？」的疑問提供除了「我們自己也不曉得」以外的最好答案，如果當時哈夫納接受納粹、同化於納粹，亂世裡的良心淪喪，勢必是世人更大的損失，邪惡勢力的肇始真相更會埋沒於白骨中。

之後F.W.莫勞（F.W. Murnau）改編自Bram Stoker的小說「怪物德拉庫新」（Dracula）的「吸血鬼」（Nosferatu）、「最後之人」（The Last Laugh），與名家佛立茲朗（Fritzz Lang）以未來21世紀為背景的預言影片「大都會」（Metropolis），都是一次戰後德國人面對戰敗的現實，目睹滿目瘡痍的環境，因為對殘破社會歷史的無力感產生的一種超越現實、追尋抽象層面的主觀內心，所掀起的是前所未見的視覺風暴，這就是「表現主義」在電影作品的成就，藉由光影的靈活運用呈現不言可喻的主題性，像是環境的惡劣、人物的個性，這種表達方式也在之後的驚悚片與警匪片處處可見端倪。

可惜希特勒上台、納粹掌權，德國電影從此就在「為祖國而死」、「祖國的榮光」、「無所不在的德國」等為了對內對外鞏固希特勒個人主義與德意志民族的驕傲的動人口號下，只剩那股偏執的法西斯野心。雖然當時有麗妮李梵史塔（Leni Riefenstahl）----一個有才能的女演員與導演，拍攝令人刮目相看的「意志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與「奧林匹亞」（Olympiad）成為紀錄片的先驅，不過整體看來，當時電影的局面已不若二零年代予人的震撼。

二次戰後、納粹垮台，德國電影低靡一時，四零、五零年代充斥風花雪月的愛情片、粗製濫造的緊張懸疑片、低俗至極的色情片。六零年代初期也因為兩德分裂、電視競爭，使得電影業進入寒冬，1961年的電影產量只有69部，是1952年以來的最低潮。德國電影工業就潛伏於這樣的氛圍，在六零年代中期開始扭轉、展露希望。

首先，1962年Oberhausen影展中由20多位導演署名呼籲年輕一代應努力創作取代前一代人（歐伯豪森宣言28.02.1962），而後又透過政府與電視台大力贊助劇情長片的拍製（1965年『青年德國電影評議委員會』Kuratorium junger dentscher Film）不以商業成功成功與否的原則*使得年輕又充滿創造力的新興電影工作者像是：荷索（Werner Herzog）、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溫德斯（Wim Wenders）、雪朗多夫（Volker Schlondorff）、布拉姆斯（Helma Sanders-Brahms）等紛紛大展身手，在國際重要影展都相繼大放異彩，70年代的電影業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多樣化的片型，上承20年代的德國新電影運動終於開花結果。

70年代的「德國電影奇蹟」就在被國內外看好之際，卻發生不幸的消息，新電影的主力法斯賓達在1982年去世，電影的復興運動似乎就此終止；德國電影市場又面臨好萊塢影片的大舉進攻，外國影片席捲德國大部分的票房收入。德國影壇其實不乏創意，但是面對美國商業片的逼近，他們應該如何迎接所面臨的挑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台灣電影界一直以來所不斷摸索思考的。

*經費補貼的條件從初期的不設限到後來愈見短絀的基金才開始有了限制委員會的基金是由無利息的製片費用或貸款方式分配再回收這些影片的資金以便資助下一批影片但因為藝術價值高過實際商業價值委員會都沒法回收其大部分的投資額到1967年基金幾乎見底之後頒布的電影發展法、電影發展局（Filmfoerderungsanstalt）對補助款限定在「是觀眾自己想花錢去看的那些電影」

資料來源：

「世界電影」

NO.113 P121 專題報導：德國電影文藝復興的健將／鄒瀛，民67

NO.153 P.57、NO.154 P.54德國新電影的震撼（一）（二）／劉森堯，民69-70

「電影欣賞」

NO.23 P.34 如果有所謂日爾曼魂—表現主義電影、納粹電影以致德國新電影速寫／劉佳音，民75

NO.30 P.59、NO.31 P.59電影工業探討4-1、4-2：德國新電影的起源：談西德政府補助電影的各種措施（上）（下）／珍‧道本原著，李道明譯

 *1998年八月二十日，位於科隆的路透社寫了八頁赤軍旅自行解散的公開報導：『二十八年前, 也就是1970年五月十四日，赤軍旅在解放行動中組成，今天，我們終止這項計畫；赤軍旅形式上的城市游擊隊也只是歷史。』這解釋以紀念一連串的死亡事件為結束；因赤軍旅所犧牲34人未被提到，並在結尾引用了羅莎·盧森堡的一段話：『革命說：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本段引用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Fatih Akin

filmography

Kurz und schmerzlos (1998)

Im Juli (2000)

Solino (2001)

Gegen die Wand (2004)

Crossing the Bridge. The Sound of Istanbul (2005)

Auf der anderen Seite (2007)

Frank Beyer

filmography

Nackt unter Wölfen (1963) 裸露狼群中

Jakob der Lügner (1974) 撒謊者雅各

Der Aufenthalt (1982)

Doris Dörrie

filmography

Männer... (1985)

Happy Birthday, Türke! (1992)

Bin ich schön? (1998)

Nackt (2002)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海納‧維爾納‧法斯賓德

  按照德文翻譯，音唸起來是接近如此。

  但是我常看到一堆人翻法斯賓達，也不是說他錯，只是覺得有點不尊重那個人祖國的語言而已。

  這算是我莫名奇妙的原則，不過也是老師訓練出來的。以前上翻譯課的時候，總覺得翻個接近的音就好，不用太在意準確度。但是老師通常會很激動，因為他認為翻譯就是要翻譯的好，翻譯到骨子裡去又不失文采。

  上完翻譯課的結論是：我不適合當翻譯。

  因為我文采不好，更是很難把德文的意境翻到中文裏去；我們有個教授德國文學的老師曾說過一句話：「你看卡夫卡的中文譯本你完全看不懂他想表達什麼，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德文版，你就能了解卡夫卡的心態了！」

  這句話顯現出翻譯有多重要，但重點是，也許是因為文化不同、語言不同，所以就算只是簡單的一句話，用不同語言表達來的感覺也就不同。

  我說這些是為了什麼？我想應該是不小心牽扯太遠而已。

  回到正題，因為我覺得應該尊重當事人的國家，既然他是出生在那個國家，就應該用那個國家的語言來念他的名字才對。我們常被英文的語法或是音韻控制，看到任何外語就想用英文來唸唸看；我們不僅語言上被英文制約，就連思想上也是。

  沒辦法！我們不是住在歐洲，隨隨便便就會2.3種語言，什麼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荷蘭語俄語斯洛維尼亞語之類的。那是他們的環境，這感覺就像是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你活在那個環境之下，為了生存你就得學習生存的必要條件。而「語言」，就是他們所需的條件。

  我現在會的外語除了英文之外還有德語，程度好不好是其次；但是我覺得重要的是「德語」對我而言就像座橋樑，讓我連接到世界各地，讓我接觸到不同國家發生的事情、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考模式。

  語言很重要嗎？在這點來說是的！因為我們學一個語言無形中就是在學他們的思考模式。可是人們一但學了英文怎麼感覺好像不知不覺也感染了那種隱藏版的殖民者心態，總覺得英文非常好，一定要講的非常流利，最好是講到連美國人或是英國人也不懂你用的艱難詞彙最好或是覺得英文是世界上最好最廣的外語！可是這要幹嘛，更何況應該在歐洲或是中南美洲能夠達到的效果也有限，然而，我卻覺得學英文只是為了隱藏我們心中難以抹滅的自卑感。

  也許大家都沒有發現到，但是我們卻會習以為常的認為舶來品總是比較好，或是外國的文化真的比較先進比較文明。好多人跟我說：「天呀！到了歐洲你就會覺得那裡真的像畫一樣美，就連地上的垃圾你都覺得很有氣質，而且就連亂丟垃圾你都會覺得很美很有文化！」我一聽到的第一個反應是：「天呀！你們都瘋了嗎？」就算歐洲的人文氣息很重很好，那也是他們從小到大對自己文化、藝術、思想上的重視！其實我們也可以做到！只是我們的文化和政治高層比較短視近利，總是認為經濟、科技永遠比藝術、文化重要！在教育方面不教我們面對自己文的弱勢處、不教我們看待自己文化的優點，或是保護歷史古蹟、古物！因為他們或是被教育出來的我們總認為經濟大過一切事物！還有一味地追求西方的文化！導致我們的人民變的以自己的文化為恥，更誇張的是連外國的垃圾都很有氣質這種話也說的出來。

  我們應該學習重視自己的文化才對。

  更何況，每一個文化都有其獨特之處！拿另一個文化強壓在一個也有古老歷史的文化知上總是讓人不太服氣。
  我們必須先了解自己，別人才會重視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