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曲：說不完的故事．不只屠殺（納粹德國與二戰前後）
與談人：張守慧（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理事長，任教於文藻外語學院德國語文系）
黃建業（國家電影資料館前館長，任教於台北藝術藝術大學戲劇系）
納粹執政是一道德國電影史的分水嶺。
一直到了1945年戰爭結束，電影負責「宣傳國家意志」的工作才告終止。30年代以前的表現主義是電影思想的先驅，莫勞（F. W. Murnau）、佛立茲朗（Fritz lang）他們怪誕而抽象的拍片手法為世界各國電影工作者仿效、學習。1933年希特勒上台，電影成為納粹控制思想、發揚民族主義的宣傳機器，Leni Riefenstahl執導的《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自由之日》（Tag der Freiheit）等作品，都在片中以旗幟飄揚、軍隊整齊劃一的動作象徵德意志民族與國家的精神和榮耀，想藉由連續畫面鉅細靡遺地傳達新的國家精神到每個人民心中。戰敗投降的聯邦德國民生凋蔽，人們不堪回首往日記憶，使得精神文化產業突然陷入真空狀態，又戰後政治佈局與經濟財政的考量，美國與西德加強外交關係，同時美國文化也大量進入德國。60年代中期「德國新電影崛起」之前，長達20年只見到「婦產科醫生使病人懷孕的胡鬧劇，『西西』式耽於維也納甜餅和哈布士王朝昔日榮光的古裝劇集，展示巴伐利亞皮短褲和啤酒杯的民俗音樂劇。」
60年代的德國新興導演面對的電影環境其實與早期影像工作者並無二異：財政補助難獲支持、本國觀眾興趣缺缺、題材受限於政府意識形態...等，唯一不同之處是他們有一份永遠有活力的批判精神，面對政治社會突如其來的改變，導演的批判也不缺席，以自我介入政治與社會文化，處理方式的細膩直指人物事件背後最原初的核心思想，無論是R.W. Fassbinder的「通俗劇」，或者Tom Tykwe描寫青少年現實生活的新世代電影「蘿拉快跑」（Run Rola Run），強烈省思的人文精神不只在60年代的導演身上出現，也內化成為之後從事電影工作的共同價值。
回溯歷史事件的內容佔有德國電影一席之地，著重「納粹德國與二戰前後」時期的探討是德國人回想過去、形塑記憶的重要選項，納粹電影的場面浩大與帝國鷹徽、卍字符號的推近，無不表達「要克服潛在的不和諧來源，要癒合在新秩序中刺眼的傷口」的企圖，粉飾國家形象、彰顯民族主義讓漸露敗跡的政權得以苟延殘喘。
捏造歷史、玷汙記憶的行為代表了對電影媒體的濫用和操弄，儘管如此仍然啟發了奧伯豪森（Oberhausen）導演們紀錄拍片的選擇，還有德國歷史和德國電影史的面對處理。
「德光掠影」影展在「第三部曲：納粹德國與二戰前後」選擇幾部以「猶太幽默」呈現嚴肅主題的影片。「猶太大屠殺（Holocaust、Shoah）如何呈現？可以呈現嗎？是否能以幽默呈現？」張守慧教授在座談會拋出了有關電影主題、拍攝風格以及前後者之間是否有既定的關聯存在的疑問提供眾人思考。文化可以從社會、宗教、歷史、語言的刻劃再現生命力，那麼猶太屠殺該建立在嚴肅寫實的冷酷氣氛，還是成為生動幽默的電影作品？反對者會認為「不可消遣史實、這些藝術的紀錄使用並不恰當」，1978年德國電視台撥映由美國NBC製作的影集《大屠殺》（Holocaust）以煽動感傷情緒的手法重現家庭和集中營的主題，引發盛況空前的討論，記憶的鎖因為一齣肥皂劇重新被打開，德國人必須再度面對不甚遠的歷史回憶，引進影集的劇作家Peter Maerthesheimer認為這是一部解放德國人民長期焦慮的心理劇，大家都該去感覺、去承受，視作自身的「原始創傷」。
紀錄法西斯主義與二戰經過的影片不只出現在德國，法國新浪潮大師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夜與霧》（Night and Fog，1956）也是這類主題的佳作。縱使如此，這類影片總不出描述猶太人的悲慘生活、敵人的殘酷冷血或是歌頌人性光輝，更多的小人物則似乎要等到喜劇電影的出現才真正活著，「許多導演拍攝喜劇，喜劇帶出困境的生命力，從影片看出猶太人精神的勝利」。
影片裡的猶太人生活在黑暗不見天日的集中營，天天飽受死亡的威脅，他們都不是美國影片裡的標準英雄，卻能以勇敢和機智幫助他人和自己找到活路的力量，在殘酷的處境他們憑藉幽默想像出美麗的田園。這些影片的劇情或許虛構，不過，幽默重現的歷史、傳承的記憶更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像是捷克電影《大街上的商店》（The Shop on Main Street，1965）、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還有本次影展撥映的《撒謊者雅各》（Jakob der Luegner）、《生命列車》（Zug des Lebens）都是有淚有歡笑的傑出作品。
對歷史題材採以另類、人性的拍攝方式也運用在其他電影，像是《帝國陷落》（der Untergang）片中賦予希特勒常人形象、《拜見希特勒》（Mein Fuehrer）戲謔地描述希特勒的邪惡是出自於他不為人知的心理創傷，另外Volker Schlondorf的《錫鼓》（Die Blechtrommel）藉由主人翁成長見聞，以詼諧口吻、深沉思考帶領觀眾一同審視德國的社會變化。
不同的觀點角度可以擴展觀眾更寬廣的視野，激發更多討論，台灣與德國電影業同樣遭遇來自好萊塢（Hollywood）的壓力，但是兩者相比，德國電影環境似乎完善得多，能包容說不同故事的人，讓創意保留一方天地。
參考資料
《如果有所謂日耳曼魂----表現主義電影、納粹電影以至德國新電影速寫》劉佳音著，摘錄自《電影欣賞No.23》，民75
《從家庭返回歷史----納粹、法西斯與德國新電影》Thomas Elsaesser著，林寶元譯，摘錄自《電影欣賞No.45》，民79
《記憶的使用與濫用：德國新電影與畢特堡論述（上）、（下）》Eric Rentschler作；李尚仁譯寫，摘錄自《電影欣賞No.45、No.46》，民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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