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光掠影》DIE GEGENWART DER VERGANGENHEIT-Deutsche Geschichte im Spielfilm

影展座談會【第二部曲：六零、七零年代恐怖主義】討論摘錄與感想

與談人：廖揆样（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陳儒修（電影學者，任教於政治大學廣電系）

影展【第二部曲】講座請到廖教授與陳教授參與座談，為在場觀眾分析德國六、七零年代恐怖主義興起發展與沒落的歷史，然後再從電影觀賞角度了解以此時期為背景的《死亡遊戲》（Todespiel）、《第三世代》（Die dritte Generation）、《德國姊妹》（Die bleierne Zeit）、《打開心門向藍天》（Die Stille nach dem Schuss），片中藉由恐怖份子與連串發生的暴力事件代表的時代意涵。

首先，歷史層面由廖教授為與會人士講解，陳教授則以電影學者觀點引導眾人對撥映的影片與片中象徵形象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德國恐怖主義與德國學生運動的關係十分密切，學生在60年代後期反抗大聯合政府、反對擴大政府權力所制定的緊急狀態法、抗議立場傾美的政府派兵參加越戰，還有不顧言論自由查抄《Der Spiegel》，於是興起了大規模的抗爭，加上出生在二次戰後的青少年接受歐美自由民主思想，與父執輩看待政治的態度大不相同，他們渴望參與政治意見的發表，但那時候的西德是一個長期由基民盟與自由民主黨（CDU/CSU-FDP）聯合執政的僵化政府，年輕學生急欲找尋新的出口宣洩主張；當時國際正值美蘇冷戰、東西德對立，雙方意識形態的差距成為左派青年對抗的理由；又兩國互不隸屬，逃亡者不需擔心引渡的問題。眼見主要政黨提出的政策乏善可陳、了無新意，傾美的Adenauer政府又出兵加入越戰、支持伊朗腐敗的巴勒維政府，這些行為在在促使年輕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政府。西元1967年2月，爆發警察槍殺示威學生，事件處理結果不公更激化學生不滿①。隔年，西德各地發生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原本還算平和的學生運動轉變成政黨參與、發起新社會運動（z.B. 婦女運動），或是從事地方性的公民創議，更甚者則選擇成為恐怖份子，進行反社會的暴力行動。

1977年秋天，德國恐怖組織「赤軍團」（Rote Armee Fraktion ,簡稱RAF）的活動達到最高潮，接連謀殺眾多政經界的重要人物，還綁架、殺害雇主聯合會主席施賴爾，這段令人心有餘悸的歷史被稱為「德意志之秋」。西德政府為此升高國家安全層級、限制人民權力

赤軍團成立於1970年，力量的走強與衰弱隨著國內外局勢發展而有變化。心態上，他們不滿左派政黨向中間靠攏，提出的政策呼應保守右派。組織成立之初，則因為有共產國家支持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庇護，激進的行為與言論讓德國人民度過了相當漫長的緊張歲月，直到兩德隨著蘇聯瓦解與國際情勢和緩步入統一，以及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路線有了轉變，失去支持與藏匿之處的赤軍團聲勢逐漸下滑；國內新右派主張漸興，也使得左派在90年代逐漸式微，1998年赤軍團宣布解散②，長達28年的動盪終於有了止息。

將赤軍團代表的德國恐怖主義與今日的恐怖份子比較，德國恐怖組織與外國的關聯只是為了逃脫西德緝捕所選擇的藏身之處。現在的恐怖組織成員則與外國有合作關係，他們以激進思想吸引培養在地人，隨時以國外資源作為支持行動運作的力量，所以組織緊密、力量堅實。

暫時撇開歷史，陳教授認為從這幾部影片看見德國人反省的能力。先是法斯賓德（F.W. Fassbinder）的《第三世代》，法斯賓德將學生恐怖運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是1968學運產生的第一世代，或許是大環境的影響，同時期的法國與中國都發生學生大規模抗議，他們心中懷抱馬克思主義，不平資本社會不公義的現狀，但是說穿了他們還是一群戰後「可口可樂與馬克思主義的小孩」，可取的是他們堅定的意識形態。第二個世代就屬武裝抗爭的赤軍團學生，此時他們仍有追求的主張。第三世代則是他片中所嘲諷的這批沒有目標只想破壞的恐怖份子，導演以通俗劇情帶出這群恐怖份子空洞的想法與烏合之眾的結合，也有意直指造成恐怖主義蔓延的禍首是資產雇主，「資本主義為了利己營私、鞏固其霸權系統，而帶來了今天的恐怖主義」（《電影眼系列5--法斯賓達論電影 Die Anarchie der Phantasie / Filme befreien den Kopf, P.85》）。導演刻意以電視、收音機、汽車喇叭等等嘈雜的聲音當作背景配樂，傳達一種更勝人類思慮的「噪音的恐怖主義」（acoustic terrorism）：聲音與資訊的無形充斥與疲勞轟炸，對人類而言才是無力抵擋的恐怖行動。

雪朗多夫（Volker Schlondorff）的《打開心門向藍天》描述一個西德恐怖份子因為警察追捕而逃入東德，因為與當地意識形態的符合，以及東德不遣返西德罪犯，主角漸漸熟悉新的落腳之地，直到兩德統一、新國家要建立正義秩序，原來已經穩定的生活又將面臨被國家追緝起訴，本片想要告訴我們的是：法律秩序沒有邊界，犯罪者終要面對懲罰。

《德國姊妹》（Die bleierne Zeit）由瑪格麗特.馮.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執導，影片內外反映出一種改變的氣息。德國新電影運動從60年代後期開展，這不僅是新興導演對於二戰結束以來影視工業的不滿，還代表了歷史與社會向上發展的新意義。其次是電影藉由一對個性不同、看法不同的姊妹演繹社會的發展，女性角色成為社會與國家的聯結或成為了反抗的象徵。

60年代後期各國發生學潮，法國、德國乃至中國都掀起了學生示威表達對政府不滿的行動，這般主動且激烈的大規模抗爭對台灣而言似乎是從政黨輪替以來的8年才真正在台灣社會出現，就在全世界都因為街頭四射的木棒、石塊、汽油彈而不安的時候，台灣因為國民政府的戒嚴與言論思想控制，頭髮長短與喇叭褲成了大學生唯一會觸犯「滔天大罪」，一種無知的快樂建立在偶爾接觸的國外搖滾樂與民歌樂聲。專制政府控制的平和時期沒有恐怖主義發展溫床，似乎也順時造就了日後台灣經濟起飛。

德國影片因為多以藝術片的形式在台灣上映，縱然也有製作商業喜劇片，背景音樂大都不如美國商業片的豐富有趣，題材也多反映社會歷史現象，使得氣氛略微沉悶。即便如此，德國人的反省能力與藝術內涵在屢次得獎的紀錄裡，實可見其不凡的成就。

①整起事件起因於伊朗國王巴勒維（Reza Pahlewi）訪問德國，學生不滿上街抗議，一名叫做翁內索科（Beno Ohnesorg）學生被警察庫拉斯（Karl-Heinz Kurras）從背後槍擊頭部而死，警察雖然強調是出於緊急防衛，但是背後開槍的死因卻讓人不能相信這樣的理由，最後殺人的警察被法院無罪開釋，這不但加深學生不滿的情緒，也激起日後更大的衝突事件。

②1998年八月二十日，位於科隆的路透社寫了八頁赤軍旅自行解散的公開報導：『二十八年前, 也就是1970年五月十四日，赤軍旅在解放行動中組成，今天，我們終止這項計畫；赤軍旅形式上的城市游擊隊也只是歷史。』這解釋以紀念一連串的死亡事件為結束；因赤軍旅所犧牲34人未被提到，並在結尾引用了羅莎·盧森堡的一段話：『革命說：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引用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